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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小说:正在交战与发展之间的平均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3-10 03:38 | 查看: | 回复:

  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少年小说,一部暗合英雄历险原型的传奇故事,一部书写战争中的孩子的少年成长小说。《黑仔星》(1)作品不长,却触及了多个文学话题。对这部作品的解读,实际上也是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若干问题的一次梳理,理当引起足够关注。

  作品写了7个主要人物,一起突围历险的7个战友:严指导员、黑仔、老茂、亚强、阿梅、金仔、发仔即第一人称叙述者“我”。7个人物个个塑造生动,有个性,有血肉。严指导员不苟言笑,生硬严肃,符合一般政工干部的常见特征;阿梅温柔、细腻、善良,关键时刻勇敢决绝,符合我们对母亲形象的传统认知;老茂有着山一样的朴实厚重,是个宽厚而忍辱负重的长兄形象;亚强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热血青年,他的出现打开了故事发生地粤港抗战的想象空间;金仔流浪儿出身,有他的狡黠和圆滑,也有他的江湖义气;黑仔的特征是智勇双全、胆大心细、处乱不惊、生死无惧、侠肝义胆,是战争年代的英雄。但因为这位英雄实有其人,传奇故事迄今到处流传,这部儿童小说不可能、不需要、也不适合将他的故事一一展现,所以郝周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有限视角的叙事法,虚构了“我”跟随黑仔等人的丛林大山的突围,通过叙事上相对好掌控的半个月时段的英雄历险记,明写黑仔带领大家的历险,通过历险中穿插进来的人物回忆暗写黑仔抗战中的传奇事迹,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结构。而且即使是明线中跟随英雄的历险,作品中的黑仔也绝不脸谱化、类型化、神化,而是浓墨重彩写了他对阿朵姑娘的爱恋,对家乡老母亲的思念,他对战争的厌倦和思考,对于生,他心怀无限眷恋,而对战争中死亡之不可避免不免悲观却又坦然正视,写出了一个鲜活而丰满的立起来的平民英雄人物。

  就第一人称叙述者“我”来讲,“我”的进入叙事,并不同于《红高粱》等中“我”“我的父亲”的功能,那里面的“我”是不连贯的,可有可无的,因而也是支离破碎的,而《黑仔星》中的“我”,却是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,既亲历又见证黑仔以及其他每个战友的生与死、爱与痛,是丛林大山一步一步的丈量者,也是黑仔最亲密的战友。这样的设计,就把英雄传奇变成了“成长小说”,聚焦点由对“他者”的观看转到了自叙传意义上的呈现“自我”,作品因此可亲可即可感,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。

  “十五岁”,是主人公“我”进入少年并即将进入成人的年龄,他告别故乡、母亲,告别童年,加入队伍。他在战火中出生,抗战甫一胜利,随即就被卷入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。他是战火焚天、连年兵燹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,或者说是幸存者,他的价值观人生观,他对生死的认知,对人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理解和同情,都是在战争中养成。追随黑仔半个月的丛林大山突围历险,尤其成为早熟早慧的战争少年开始迈向成人世界的入场券,是必要的历练和必经的仪式。

  走出丛林大山九死一生,是“我”历险得到的“奖赏”,但故事在这里没有完,小说没有停留在一般英雄传奇“凯旋”“得胜回朝”“功德圆满”的结局,而是再上升一个回旋,写了更大的凶险和悲剧——黑仔在貌似平静的墟市之死。黑仔死了,死在尾随而来的敌军的埋伏中。黑仔以自己最后的一跃,以自己之死,拯救了亚强和发仔“我”,从而完成了英雄最后的壮举,也给了“我”最后一次也是最刻骨铭心的成长教育,这是他进入成年最重要的一个馈赠、一种品质——黑仔可以不死,他也有一千种理由可以选择活着,但他把生存下去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给了战友、兄弟,给了弱小者。这既是他做人的原则、律令,更是他的大义所在,这大义就是爱。

  三年前,写完《偷剧本的学徒》不久,郝周即转入对“刘黑仔故事”重叙的准备,从广搜史料,寻访战事的经历者、幸存者,到重走刘黑仔和东纵的路,奔走于深港惠和粤北之间,孜孜三年,铆足了劲,做足了功课。但对于如何写出并怎样呈现一部刘黑仔为原型的小说,而且是儿童小说,其实是无法预知的,其难度不仅受制于题材,而且受制于体裁形式。民间故事或者说传奇故事以小说形式重写,失败的案例所在皆是,比如“史诗重叙”系列中苏童的《碧奴》(孟姜女故事)、李锐的《白蛇传》、叶兆言的《后羿》,包括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,是很难说怎样成功的。

  刘黑仔作为粤港一带的一位抗日英雄、传奇人物,他的故事去今不远,早已刻在当地民间的记忆,其主要事迹,如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手枪队小组长,港九大队短枪队副队长、队长,他带领队伍在九龙、西贡、沙田一带,袭击日军,运送武器,收集情报,营救文化名人,抢救飞虎队克尔中尉,打击汉奸土匪,夜袭日军军营,爆炸启德机场,智擒匪首李观姐、击毙汉奸队长肖久如、活捉日军特务头子东条正之等等,都对日伪造成极大打击、震动军心。刘黑仔的故事曾于2014年被拍成40集电视连续剧《东江英雄刘黑仔》,在上海、湖北、重庆等电视台播出;2017年又被著名香港导演许鞍华搬上银幕《明月几时有》。可见重叙既是一个巨大的诱惑,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

  郝周面对的,就是这样一个题材。对他来讲,挑战来自两个方面:一是在史事的笼罩之下,作家不能漫无涯际地虚构、新说,虚构过多会消解掉历史的真实性,失去故事本身的立身之基;二是在隐含读者、真实读者方面,儿童文学少年小说面对的是少年儿童,自然不能写成历史演义、历史小说、作家文学,而是要顾及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期待。说是在钢丝上跳舞一点都不为虚。郝周接受了这个挑战,并以巧妙的构思,在历史与传奇(罗曼司)、故事与小说、严肃小说与儿童小说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,写出了新意、深广度和可读性,同时也呈现了他关于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写作伦理。

  郝周采用的是一种英雄历险的叙事模式,也可以说是一种英雄的旅程结构。这种原型结构一般分为5个阶段,即冒险的召唤,踏上征途;陌生世界的历险,经受各种形式的考验;最后的考验,面临最大的挑战,战胜困难并战胜“内心的魔鬼”;奖励,获得某种奖励,可以是有形的,也可以是无价的经验或教训;返回并回归社会,回到自己的社会。这个结构是神话故事的基础,表现了人类成长的潜在模式,如克里索多夫·沃格勒所说的,“英雄是正在蜕变的灵魂的象征,他也是每个人要经历的生命历程的象征。”(2)回到《黑仔星》,书中的线索和情节,实际上恰恰应合了这一结构原型,虎口逃生——踏上冒险突围征途;七个人的丛林、走出大山——经历陌生世界的历险和最后的考验,包括揪出内鬼,战胜每个人心中的怯懦与疑虑;奖励和回归社会体现在“我”的成长。只是在“最后的考验”之后,郝周再加多一个急速上升的环节,写了成功突围短暂喜悦之后的黑仔之死。这种稍加变形的英雄历险结构,也许是无意的,但已经说明郝周儿童小说写作的天赋异禀,令人称叹。

  一般来讲,儿童文学有个“三无”原则:无晦涩语言,无错综复杂主题,无性欲描写(加拿大学者凯瑟琳·托森博格语)。《黑仔星》的主人公“我”已年满15岁,金仔“和我差不多年纪”,因此该书可称之为一部少年小说。为此,作者对“三无”原则做了必要的改进,加大了理解上的难度,写出了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复杂性。比如金仔的性格特征,体现出来一种混混儿经历造成的油滑和从小闯社会所具备的江湖气,比如严指导员作为小分队最高党的领导人的变节,也颠覆了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正面人物的设定。作品语言虽然流畅自然,书面语与口语夹杂,但更多采用书面语,口语化表述主要体现在对南粤方言土语的使用上,书面语叙述显然比口语化加大了思考的深度和力度。性欲描写自然是没有的,但作品几处出现黑仔在跟“我”对话中叙说对阿朵姑娘的思念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,实则对“我”也形成了一种情感启蒙。我们知道,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有个观点:“儿童文学不可能存在”,说的是成人书写者对文本世界“儿童”的建构与现实儿童读者之间存在的巨大断裂,儿童文学书写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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