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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朗读者》管理的是第一罪责这本小说管理了第二罪责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3-10 03:39 | 查看: | 回复:

  在德国,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叫“第一罪恶”,在战后通过司法丑闻犯下的罪行叫“第二罪恶”。身为纳粹后代的席拉赫,用小说揭开了德国司法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章。从小说出发,席拉赫与李洱就《科里尼案件》展开对谈,探讨作为纳粹后代该如何反思纳粹罪恶。

  “房间号400,那人死了”,杀完人后,科里尼走到酒店前台,他告诉前台应该给警察打电话。在简短的杀人描述后,小说《科里尼案件》以这样冷静的笔调开场。

  《科里尼案件》写的是一个叫科里尼的意大利工人,他在梅赛德斯-奔驰公司当了三十四年工人,默默无闻,品行端正。一天,他在柏林一家豪华酒店枪杀了一名老人,随后投案自首。随后,一个叫莱能的年轻律师被指定为嫌犯科里尼的辩护律师,事后他得知被害人是自己儿时好友的祖父,一位很有名望的企业家。而一个更大的历史真相被揭露:纳粹时期,科里尼的父亲当年是被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军官下令杀害的,那个军官就是日后被科里尼杀害的老富翁。

  《科里尼案件》,【德】费迪南德·封·席拉赫 著,王竞 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。

  《科里尼案件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作者费迪南德·封·席拉赫是德国律师,也是一名小说家、剧作家。席拉赫1964年生于慕尼黑,1994年起在柏林任刑事案律师。席拉赫的短篇小说集《罪行》、《罪责》和长篇小说《科里尼案件》、《禁忌》都成为国际畅销书,有四十多个译本。

  2月15日晚,席拉赫与中国作家李洱就《科里尼案件》展开对谈。席拉赫有一个特殊身份,他是大纳粹的后代,对谈以小说出发,探讨作为纳粹后代如何反思纳粹罪恶。

  “为了写这本书,我用了一生。”席拉赫说。席拉赫这句话道出了德国人面对纳粹历史时的复杂心情,纳粹给全人类犯下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不可饶恕的罪恶,德国人对此已有共识。席拉赫谈到,1945年战争结束,大家都认为德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寻找一个新的开始,但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,这个新开始还是以前的延续,战后德国政府机关所有的重要岗位,从部长到任何行政公务员的重要岗位,几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纳粹继续留任,因为战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拨新的人承担这种责任。

  那么,问题来了,我们能对他们有什么期待?他们会对那些纳粹当中的大罪犯做出正确的裁决吗?之后发生的一件司法丑闻构成了《科里尼案件》内核。一个在纳粹时期司法部工作的人,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在司法部任要职。他瞒天过海,骗过所有议员,只是修改了一条特别不引人注目的小法律条文,所有的议员都没发现这有什么问题。这一修改在德国议会一致通过,大家都对这条稍微修改过的法律条文无知无觉,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其实暗中保护了很多纳粹的大战犯、大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罚,有许多纳粹战犯活了九十五六岁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。在德国,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叫“第一罪恶”,在战后通过司法丑闻犯下的罪行叫“第二罪恶”。

  《科里尼案件》出版后,德国司法部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,重新审定战后发生的这件丑闻。那么,发生在德国战后的“第二罪恶”丑闻对中国读者来说意义在哪里?席拉赫借此提到李洱第一部翻译成德文的小说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。尽管德国读者对李洱小说里描述的世界是陌生的,但书中代表人性的共性和深刻性对他们来说理解起来毫无障碍。在席拉赫看来,《科里尼案件》也是这样,故事是虚构的,但无论是纳粹还是司法界对这种罪责的逃脱、不负责任,或者继续犯罪,这在很多人性中都有共性。

  在《科里尼案件》里,席拉赫写到已经退休的好人科里尼一天进入一个旅馆,杀了一个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好人的富翁。杀人者和被杀者,在所有旁人看来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。杀完人后,科里尼走到酒店大堂,冷静地对服务员说,400号房间,人死了。

  被杀的富翁在二战时作为德国军官被派驻意大利。一天,一个德国兵被杀,这位军官下令杀死了十个意大利人偿命。其中一个被杀死的人就是科里尼的父亲。在李洱看来,《科里尼案件》反思的是战争中那些无意义的屠杀,那些屠杀不是出于某种战术和战争进程的需要,而是出于人性深处,出于盘踞在人们上半身的某种意识形态,或盘踞在下半身的动物本能。《科里尼案件》对这种情况下的人性进行了拷问。战时的德国军官下令处决二十名意大利人,这是军规允许的,在这个意义上,他没有错。而科里尼将其杀死,是带着强烈的历史惯性,也没有做错。“生活中的好人和历史中当时当地并没有做错的人,当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我们应该如何去看?”李洱提出这一问题。在他看来,书中的主题到目前为止,中国作家没有处理过。

  那么,席拉赫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写这本小说?这要联系到他的身世。席拉赫的祖父是一个大纳粹,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总书记,在纽伦堡审判庭上被判二十年徒刑。在德国,封是贵族姓氏。对席拉赫来说,这个姓氏等于一个胎记,是刻在脑门上的,不论走到哪里,德国人都知道他是封·席拉赫,知道他是这个家族的后代。

  在一个法治社会,一个后代不需要对前辈的罪责继续承担责任,这种罪责不会遗传,也不会被作为遗产传递下去。但在席拉赫看来,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后代就可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轻松地生活。“你要对这个国家和对当前的社会怀抱一种异常的责任感。”席拉赫说。

  德国历史上,有许多法律界出身的人后来都成了著名作家,比如歌德和《朗读者》的作者本哈德·施林克。巧合的是,施林克是席拉赫在波恩时的法学教授,《朗读者》和《科里尼案件》也有相似之处。

  席拉赫谈到,施林克写的是纳粹时期的故事,而作为施林克的下一辈人,席拉赫写的是战后德国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思。具体来说,《朗读者》处理的是“第一罪恶”,《科里尼案件》处理的是“第二罪恶”。“第一罪恶”和“第二罪恶”,哪个更坏?席拉赫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。直接杀人的人更坏,还是帮助杀人者逃脱罪责对人更坏?席拉赫试着从法律上以另外一个层次来提这个问题:是小偷的罪更大?还是后来买了小偷赃物的人罪更大?在当了二十年辩护律师和十年作家后,席拉赫用三十五年时间学到的事情是,没有一个人是纯善的,也没有一个人是纯恶的,每个人都是一个混合体,纯善或纯恶的人只有在《功夫熊猫》或者漫画里才能找到。

  律师当作家,这是德国文学界的传统。李洱据此提出一个问题:为什么从事写作?捷克作家伊凡·克里玛也提出过这一问题,他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人选择以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。在李洱看来,写作几乎在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当中,唯一一个能够仅仅通过个人的劳动使你成为你自己的一种工作。

  在《科里尼案件》的结尾,尤汉娜问莱能,你怎么看我,你认为我是那种人吗?莱能回答说,你就是你,你是你自己,你承担你自己的所有责任,你在经历过所有事情之后是一个更完整的人。李洱认为,写作也是这样,写作使你成为更完整的人,成为有承担的、对语言有责任感的人。做律师的席拉赫也可以赚很多钱,但是他愿意写作,因为他本人承担了很多历史重负,他既要从中走出来,又要对历史的重负发表意见,承担责任,最可能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作家。

  在《科里尼案件》里,科里尼本来不至于杀人,他想要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复仇,但德国战后“第二罪恶”用法律巧妙地帮助了很多纳粹犯罪分子,他发现法律没有站在他这一边,迫不得已他杀了人。作为读者,科里尼会得到同情,但从法律专业的角度,这样的情况要如何看待,《科里尼案件》译者王竞向席拉赫抛出了这个难题。

  席拉赫回应到,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共性的困境:我们要遵守那种没有公正性的法律吗?席拉赫提到一个著名的例子,苏格拉底被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判处死刑,他的朋友们都来帮助他,他们说这完全是不公正的、错误的判决,我们已经为你打开了牢门,你可以逃走。但苏格拉底拒绝了,他说我一定不会做这件事情,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,它也是这个国家现在的法律。如果每个人都违反国家的法律,每个人自己宣判这个国家的法律无效,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。

  但席拉赫也谈到,苏格拉底的例子是就一般的法律而言,如果再往前一步走,的确有一些法律是那么的违反人性,我们怎么对待这些法律?对于这一问题,席拉赫本人也无解。

  李洱补充了苏格拉底死前的话,苏格拉底说我去死,你们去活,谁的去处好只有神知道,还说欠谁一只鸡,要把那个鸡养好。李洱把苏格拉底这句难解的千古遗言置换到中国的语境下,他认为席拉赫提到的修改法律的“第二罪责”在中国人看来甚至具有某种积极意义。

  联系整个东亚的历史,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时,许多前朝的人都会被杀害。在这个意义上,法律的修改可能包含着无限的仁慈。“在对待前朝问题的时候,采取某种宽容的态度,我以此去修改一条至关重要的、隐蔽的法律来保护更多人,它或许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。”李洱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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